我眼中的曾国藩

我们今天讲讲曾国藩，曾文正公。曾文正公这些年也是大红人，我们有很多人学习中国文化，都非常钦佩曾文正公，尤其有很多企业家。尤其是作家唐浩明，写了一部关于曾国藩的小说之后，这个曾文正公大行于天下，像《曾文正公家书》等都是特别流行国学读物。曾文正公确实是近世非常重要的思想和政治人物！他也是一位处在转型期的士大夫的典范，很好地体现了士大夫“以天下为己任”，应时而变的人格精神。

△曾国藩（照片信息来自于网络）

太平天国兴起的背景

曾文正公生活在19世纪中期，那个时候中国正在走下坡路。我们要简单地跟大家讲一下，中国为什么会中衰。曾文正公的第一件功业就是平定“洪杨之乱”，这可能是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来自农民底层的叛乱。

规模之所以大，可能有两个原因：一个原因是到了清朝中期，经过康乾盛世以后，人口达到了空前的规模，可能叛乱的人口就同比例的增长，这是一个原因。另外一个原因，洪、杨利用了从欧洲传来的宗教，作为他动员叛乱者的工具。所以我们也可以说这个“洪杨之乱”是西方文化对中国第一次产生深刻的影响。是一种很扭曲的方式——作为底层叛乱的一个动员工具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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当然根本的原因，还是因为中国社会本身内在出现了问题。简单的说，是原有的经济形态，没有办法解决那么多人的吃饭问题。实际上底层的叛乱，从康乾盛世结束后就开始此起彼伏。那19世纪初期比较大规模的叛乱，如白莲教的起义也爆发于陕西、四川、湖北。这一带山区中有很多流民起义。后来有 “洪杨之乱”，再后来又有捻匪……。总之底层的暴乱持续了19世纪的大半个世纪，很显然社会是出问题了。

这个问题恐怕主要就是没能够实现经济形态的突破。因为底层的叛乱的原因很简单，他也没啥高调的理想，他就是想找碗饭吃。他没有或者失去了土地，就成为流民。流民只要有人煽动就会起来叛乱。所以可以说康乾盛世标志着我们传统社会达到了巅峰状态。我们都知道盛极而衰，到了巅峰状态就开始要走下坡路了。

人口在乾隆后期已经到了三亿多。这么多人口要吃饭，其实是个大问题。就此而言工业化是中国的大救星。其实在中国过去几千年的历史中，底层的没有饭吃而叛乱，一直周期性地发生。传统社会就有这个问题。就此而言，我们要感谢英国人，他们率先完成了工业革命，这样为人类更好地生存，找到了一个解决方案，当然中国本身转向工业化还是经过一番曲折。所以“洪杨之乱”爆发是有内在的原因的。但西方的宗教对这场暴乱的规模以及它持续的时间，也起了很重要的作用。

清朝士人的处境

我们先讲这个背景。曾文正公的经历想大家多少都了解一些，我只想强调一点，曾文正公在清朝的儒学发展史上，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人物。

满清入关以后，一方面高度地尊孔，道理很简单，因为它是异族，不光汉人这么看，它自己也对此很自觉。虽然我们前头讲了，满清的皇太极，顺治啊这些统治者的中国化程度，事实上是入主中原的北方民族中水平最高的，基本上可以算大半个汉人。但毕竟衣冠、信仰各个方面，跟汉人还是有区别。所以对汉人有猜忌之心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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为了缓解与汉人之间的矛盾，笼络人心，清朝的皇帝就异乎寻常地尊孔。他以此想博得士人对它的肯定，所以像康乾隆，他们都屡次到国子监，甚至到曲阜。比如乾隆南巡都要经过曲阜，刻意地去祭孔。而以前的皇帝是没有的。他们也没有那么频繁地南巡，所以大概没有机会到曲阜。乾隆好像还把他女儿嫁给衍圣公，这好像也是以前没有过的。

所以一方面，他们特别地尊孔，但另一方面，他们又对士人严加防范。顺治就做了一个碑，对士人的警告或者说要求，可以称之为士人规范。他下令全国都把这个刻石置于学宫，于是每一个孔庙都有这么一个碑，现在有些孔庙还有。碑上对士人有各种要求。比如说不得私自讲学，不得私自刊印文集，不得议论国事，不得上书皇帝等等。总之跟李斯、秦始皇所采取的政策有点接近，虽然更温和一点——严防士人论政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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与这个配合，大家都知道，他屡兴“文字狱”，目的是震慑士人群体。尤其是 “文字狱”，主要都是抓江南的文人。因为江南从中唐以后，人文渊薮，文人最多，尤其在明朝江南文人指点江山，激扬文字，所以清朝皇帝对此予以打击。这样就使得清朝的士气比较低落。

这个士我们是特指儒家士人，都比较老实。所以做学问就做到乾嘉汉学去了，一门心思搞考据，钻到故纸堆里面，做一些文字考据的工作。当然我们从长远的文化发展史的角度来讲，它也是有意义的。我们今天所看到的大多数的古书，其实都经过清儒的整理，我们才能够看它，才会比较有条理。有很多书，比如《墨子》，有一两千年间没人理睬，但清儒把它倒腾出来，进行文字校勘，这样我们今天能够读得通它。有不少书，其实都如此。所以我们客观的说，是有贡献的。

但是这样的工作，对于儒家士人来说只是职责的一部分。《大学》说得很清楚，士人你就要齐家治国平天下呀，对不对？哪能埋头故纸堆啊？你读经史，也要明大义，要行道于天下，对不对？这才是一个完整的士人的职能。但清朝中期，乾隆年间的这些汉学家，他们大概把这都忘了。所以学问很好，但人品极差。当时有好几位比较有名的考据学者人品都比较差。出现了精神分裂。所以就不能说他是儒家士人了。那么这样一来对整个社会政治，都产生了负面的影响。

因为中国从汉武帝更化以来，社会的好坏取决于士大夫有没有道德自觉。包括国家要进行制度变革，也得需要一群士大夫起而承担责任。如果士大夫也没有这个责任感、是非感、没有道德自觉，那这社会就会往下掉，往下坠落。

所以乾隆年间以及往后，世风日下。这也是民变一次一次爆发的原因，因为基层社会发挥领导作用的士绅，在一定程度上叫劣绅化。大家都知道后来共产党革命就是打倒土豪劣绅。其实从清朝中期士绅就开始劣质化。因为没有道德自觉就没有自我约束，肆意的侵害小民的利益。这就会引起社会矛盾的尖锐。

所以曾国藩的意义就在于自觉地要扭转这种风气。曾文正公写过一篇很短的文章叫《原才》。可能有不少人都读过，是不是这个语文课本里面都收录了这篇文章？是吧。他提出了一个很重要的命题，他一开篇就说：“风俗之厚薄奚自乎？”一个时代的风气好还是坏取决于什么？那曾文正公自己回答说，“自乎一二人之人心。”
 这“一二人”当然是指士人、士君子，就是读圣贤书的人。你圣贤书的人如果向上，就能影响你周围的人，以至于影响整个社会都向上。如果读圣贤书的人都往下掉，那整个社会肯定就会向下沉沦。曾文正公当时看到自己的这个时代就是一个比较沉沦的世界。已经引起社会的大动荡了，那么解决这个问题，士人就要勇敢地承担自己的责任。所以曾文正公当时代表了一小批士人，开始有了道德自觉。当时他们一起读书，一起切磋，互相监督，也互相鼓励。这样在他的周围，就形成了一小群读书人群体。就跟我们今天一样，办个读书会、共学小组，互相提醒，互相督促。这些人后来变成了清朝中兴的骨干，中流砥柱。所以我们可以说曾文正公，以一人之力，得众人之助，扭转了满清士气低落的潮流，推动士人群体开始向上走。然后才有了后来的各种各样的变法、制度变革，寻求富强。你想想如果士人群体没有道德自觉，那面对西方列强的入侵，就不可能去认真地找对策。所以这是曾文正公的第一个历史贡献。

号召读书人平天下

我们简单地讲了一下曾文正公带动当时读书人的风气。我们称之为精神准备，其实后来马上就发挥了很大的作用，因为很快地投入到编练湘军，平定“洪杨之乱”的事业中，湘军的将领就是跟他共同读书、相互激励精神的这些士人。所以湘军比较特殊的地方就在于，它的基本组成是秀才为将领，农民为士兵。所以这支军队就是秀才加农民。最后，他平定了 “洪杨之乱”。秀才为什么愿意跟着曾文正公去平定 “洪杨之乱”。这里面当然也有原因，就是我们前头讲过的。“洪杨之乱”可以把它视为西方文化对于中国文化的一次大破坏。

因洪、杨所借助的这个动员的工具，就是劣质化的基督教。所谓拜上帝教，其实是自己改编的基督教。因为当时也没有机会系统全面地了解基督教的教义，都是道听途说，简单地了解一下，发现这东西，有很大的动员作用。

△杨秀清（照片信息来自于网络）

为什么杨秀清在这个太平军中享有那么崇高的地位？因为杨秀清相当于教士，他是可以降神的，只有他可以和上帝沟通。所以就此而言，这个太平天国，拜上帝教，实际上是这个基督教所衍生出来的各种新兴宗教的一种。我们也简单地可以了解一下基督教的背景。

在欧洲历史上我们都知道，大多数时间，是罗马教会统治。罗马教会后来就把它称之为天主教，其实早期进入中国的都是天主教，天主教的教义我们不讲，但是它有一点，天主教不会生出邪教。

因为天主教的基本教义，是只有罗马教皇才可以与神沟通，教义最终只能由罗马教皇来解释，任何其他人都无权解释经文的大义。就杜绝了其他人乱讲教义，但基督教把这一条推翻了。基督教义讲人人都可以读《圣经》，人人都可以解释《圣经》，这就麻烦了。所以新教从它诞生开始就伴随着邪教，各种各样层出不穷的邪教。我们温和一点说叫新兴宗教，这个拜上帝教就是其中的一种。杨秀清他宣称自己可以跟神沟通，对教义是什么，他们可以自己解释。这样他就可以乱解释了，是吧，但这样一个宗教在当时底层社会普遍看不到希望的时代，有很大的这个号召力。

（照片信息来自于网络）

然后他们就起事，从广西开始向北一路发展，进入湖南以后，他们采取了很多破坏的行动。从这个地方我们能看出，基督教和中国文化的冲突，沿途所经之州县的文庙都被它破坏了。后来他们又进一步发展到把所经之处的道观、佛教的寺庙全部破坏。因为在他们这个教义中，说这是偶像崇拜，还杀了很多士人。因为他们觉得这些士人，都是偶像崇拜的信众。这其实是曾文正公之所以能够号召秀才，跟随他平定叛乱的主要原因。所以曾文正公的《讨粤匪檄》，是我们近世以来非常重要的一篇文化和政治的文献。

这篇文献非常清楚地揭示出中国文化和西方文化的冲突。曾文正公的檄文里面罗列了洪、杨他们一路北上，在湖南对孔庙，佛教寺庙的破坏，中国周、孔，名教人伦一旦扫地将如何如何。所以我们今天要起来抵御和平定叛乱，不仅仅是为了保卫朝廷，首先是为了保卫周、孔，保卫中国文化，这是他的号召力。那读书人嘛，当然，你一看，哇这帮孙子，竟然把这个孔子的书都烧了，“五经”全烧了，把这孔子像都推倒了，那不就要了命了吗，是不是？这是要挖中国文化的根啊，当时很多士人也信佛教，太平军把佛像也都推倒了。所以太平军跟历史上其他的农民叛乱不同，有非常明确的文化诉求。因为原来其他的叛乱，还是中国本土的新兴宗教作为它的动员工具，所以基本上不会去破坏文庙，也不会破坏什么寺庙，不会去搞这个破坏，基本上只是杀绅士，杀官府的官员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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但是太平军不同，它在沿途所经之地，对我们中国文化进行了一次扫荡。这就是曾文正公能够号召士人与他一起平叛的原因，所以《讨粤匪檄》这篇文章很重要。它跟韩愈当年的《谏迎佛骨表》比较类似，都是起而要保卫中国文化，捍卫中国文化，当然这个艰苦卓绝的斗争，最终赢得了这个胜利！那取得胜利之后清朝的军政格局其实就发生了变化。

晚晴时局的变化

战争的经过我们没讲，其实战争过程中，发生了很重大的变化。变化是什么呢，就是满蒙贵族赖以建国并且维护特权地位的八旗绿营军队，已经被证明是衰朽不堪。所以才会有乡勇的兴起，还有汉人编练的团练作为平定叛乱的主力。先有湘军，后来又有李鸿章编练的淮军，所以这是满清历史发展中最重要的一件事。满人蒙人靠什么东西统治中国？底子上是靠他的八旗军队、绿营的军队。现在军队不行了，军队掌握在谁手里？掌握在汉人手里。掌握在曾文正公，掌握在李鸿章手里。从此以后，满清的政治格局发生了根本的变化，这时候汉人就在满清的权力结构中，地位迅速上升。像曾文正公、李鸿章以及他们的众多门生将领被任命为总督巡抚，而且都是在要地，最重要的地方都是这些人了。

这样清朝的政治格局，就发生了一次根本性的变化。满人、蒙人，他们再也不能为所欲为了。后来我们政治变革以及各方面的现代化建设，得以展开的一个很重要的前提。因为满蒙贵族还是比较颟顸无能，毕竟底子不好，尤其他们因为都是生活在北方，生活在东北，生活在蒙古草原上，眼界不行，认识不到海洋文明，对于中国要自强的重要意义。而汉人这方面，要比满蒙好得多。

△曾国藩（照片信息来自于网络）

接下来给大家简单讲一下，曾文正公是一个非常典型的儒家士大夫，我们在他身上也能够看到儒家士大夫面对这个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，绝不可能是守旧，对吧。如果有一个大臣或一个士君子、士人，读圣贤书的人，在这个时代守旧，那就说明他就没有读通圣贤书。为什么？因为圣贤讲的道理，就是“君子而时中”，对不对？

《周易》在后世被视为群经之首，它讲的就是变化之道。什么叫“易”啊？易就是变易啊，对不对？就是变化呀，如果是一个读圣贤书的人，生活在过去的一百多年中，当然首先就是要求变。当然天不变，道亦不变， “王者有改制之名，无易道之实”，道是不能变，但是制度必须得变呀，是吧？经济形态必须得变，曾文正公就是典范。他一方面保卫中国文化，另一方面又是“师夷长技”。所以中国现代化的军事工业，是从曾文正公开始。他兴建了制造枪炮、轮船最早的工厂，同时他也是我们第一批留学生的主事者。他在任上，就组织选拔和派遣留学生去美国学习。

（照片信息来自于网络）

道理很简单，你要保卫中国文化，必须手里有大棒子，坚船利炮，对不对？现在西方人就是用坚船利炮来侵略你、压迫你啊。那国家要灭亡了，文化就没了，对不对？你不要说灭亡，国家如果不能自主，文化就没了。如果国家上你不能自主，教育都是西方传教士给你兴办，那你哪有中国文化呀，对不对？所以必须要先求富强，先造出大炮，造出军舰，那么我有东西能够捍卫我的独立自主，这样文化才有发展或转型的一个从容的机会。

所以其实都是相通的，保卫中国文化和学习西方的技术，都是一体之两面，互相支持，这些完美地在曾文正公身上结合起来了。所以曾文正公应该说是树立了一个士大夫身处转型时代的一个典范。其实后来晚清的诸多变法，可以说都是从曾文正公开始。像 “自强运动”、“洋务运动”，其实就是从曾文正公开始。因为当初的战争中，他最深切的感受到了西洋的枪比原来的土枪要好，所以他才会兴建那些军事工业。

附：

《原才》

作者：曾国藩

风俗之厚薄奚自乎?自乎一二人之心所向而已。民之生，庸弱者戢戢⁽¹⁾皆是也。有一二贤且智者，则众人君之而受命焉；尤智者，所君尤众焉。此一二人者之心向义，则众人与之赴义；一二人者之心向利，则众人与之赴利。众人所趋，势之所归，虽有大力，莫之敢逆。故曰：“挠万物者，莫疾乎风。”⁽²⁾风俗之于人之心，始乎微，而终乎不可御者也。

先王之治天下，使贤者皆当路在势，其风民⁽³⁾也皆以义，故道一而俗同。世教既衰，所谓一二人者不尽在位，彼其心之所向，势不能不腾为口说而播为声气。而众人者，势不能不听命，而蒸为习尚。于是乎徒党蔚起，而一时之人才出焉。有以仁义倡者，其徒党亦死仁义而不顾；有以功利倡者，其徒党亦死功利而不返。水流湿，火就燥，⁽⁴⁾无感不雠⁽⁵⁾，所从来久矣。　

今之君子之在势者，辄曰：“天下无才。”彼自尸于高明之地⁽⁶⁾，不克以己之所向，转移习俗，而陶铸一世之人；而翻⁽⁷⁾谢曰：“无才。”谓之不诬，可乎?否也!十室之邑，有好义之士，其智足以移十人者，必能拔十人中之尤者而材之；其智足以移百人者，必能拔百人中之尤者而材之。然则转移习俗而陶铸一世之人，非特处高明之地者然也，凡一命⁽⁸⁾以上，皆与有责焉者也。

有国家者得吾说而存之，则将慎择与共天位之人；士大夫得吾说而存之，则将惴惴乎谨其心之所向，恐一不当，而坏风俗而贼人才。循是为之，数十年之后，万有一收其效者乎？非所逆睹⁽⁹⁾已。

 【注释】

(1) 戢戢（jí）：聚集、众多貌。

(2) 挠：搅动，动摇。疾：急速、猛烈。这二句出自《易说卦传》。

(3) 风民：教育感化人民。

(4) 二句出自《易经·乾卦》。

(5) 雠（chǒu）：应答，响应。

(6) 尸：主持，居于。高明：地位尊贵。

(7) 翻：反。

(8) 一命：命，官阶。周代时官阶从一命到九命，一命为最低级别。后泛指官职低微。

(9) 逆睹：预见。

 【参考译文】（摘自百度）

社会风尚的淳厚和浮薄是从哪里产生的呢？产生于一两个人的思想倾向罢了。百姓们中间，平庸懦弱的人比比皆是，如果有一两位贤能有智能的人，大家就会拥戴他们并听从他们的教导；特别贤能有智能的人，拥戴他的人就特别多。这一两个人的心倾向仁义，众人便和他一起追求仁义；这一二个人的心倾向名利，众人便和他一起追逐名利。众人所奔赴的，就是大势所趋向的，即使有巨大的力量，也没有谁敢违背它，所以说：“摇撼天下万物的，没有比风来得迅速强劲了。”社会风尚对于个人的思想影响来说，起初很微弱，最后将是不可抗拒的。

古代的帝王治理天下，使贤能智能的人都居要职、掌权势，他们教化人民也都用仁义道德，所以那时社会规范统一而风尚相同。世道教化衰微后，前面所说的那一两个人并不全在重要的职位上，因此他们的志向主张，势必不能不从口中极力宣扬出来、广为传播而造成声势。那么众人也势必不能不听从他们的号召而渐渐形成习俗风尚。这样，他们志同道合的跟随者就聚集增多，一时的人才就从这里产生出来了。倡导仁义的人，他的追随者会为仁义而死，义无反顾；号召功利的人，他的追随者也会为功利而牺牲，决不回头。“水向潮湿的地方流，火接近干燥的东西烧。”没有什么感召是得不到回应的，这种情况已经由来很久了。

现在掌握权势的君子，往往说：“天下没有人才。”他们身居高位显贵，不能用自己的理想去转变风尚、造就当代人才，却反而推辞说“没有人才”，认为这不是自欺欺人的话，行吗？不行的！十户人家的小城，其中如果有崇尚仁义的君子，他的智能足以改变十个人，就一定能选拔十人中的优异者栽培成材；如果他的智能能够改变一百个人，就一定能选拔一百人之中的优异者栽培成材。然而移风易俗和栽培造就一代人才，并非仅仅是身居显贵之人的事，凡是有一官半职的人，都有责任参与此事。

主宰国家行政的人如果采取我的主张并且身体力行，就会谨慎选择能共同维护帝位的人才；士大夫如果采取我的主张并且身体力行，就会认真小心谨慎自己的志向，担心稍有闪失，就会败坏风尚摧残人才。照这方法去做，几十年以后，可能有收到成效的一天吧？这就不是我所能预见的了。

（选自教学片《中国人的历史》

秋风老师讲述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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